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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2021年12月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只有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实现了中国化的宗教，才能有利于我国社会稳定、有利于人民生活改善，才能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文章系统阐释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大逻辑，从“中华化”“时代化”“社会化”“个人化”“和谐化”的角度深入解析藏传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时代意义。并从构成藏传佛教的主要要素的角度进一步细化中国化的内涵和要求，将推动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归纳为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是关键、宗教教义思想是核心、宗教教规戒律和法律法规是保障、宗教礼仪文化是基础，强调坚持既要有软引导又要有硬规范、既要立足当前又要着眼长远、既要有等不得的紧迫感又要有急不得的战略定力、既要注意发挥外因作用更要发挥内因作用的原则要求。

【关键词】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宗教；藏传佛教；中国化

【作者简介】陈宗荣，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总干事。

【中图分类号】B946.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22）01-0001-07

【文章来源】《中国藏学》2022年第1期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最重大的原创性思想之一，是新时代宗教工作最鲜明的主题、最亮眼的特色、最明确的方向、最重要的目标、最重大的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和多次地方考察中，一再重申和强调这项工作。在2021年12月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强调，只有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实现了中国化的宗教，才能有利于我国社会稳定、有利于人民生活改善，才能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总书记要求发挥宗教学专家学者的智力支撑作用，加强对我国宗教中国化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作为国家涉藏智库，贯彻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加强对藏传佛教中国化问题的研究，为深化藏传佛教中国化发挥应有作用。本文试就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正确认识和把握藏传佛教中国化几个重要问题谈点认识体会。

第一个问题：深刻理解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大逻辑

宗教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现象，有着自身产生、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宗教本土化就是其中一条重要规律，蕴藏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强大逻辑，体现了政治性与规律性相契合、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

一是在理论逻辑中理解宗教中国化的科学性。宗教同所在社会相适应是宗教生存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无论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都要不断适应我国社会发展进步，充实时代内涵。中华文明是世界上从古至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具有鲜明的价值特质、优秀的民族传统、牢固的情感纽带、坚实的人文基础、强大的精神动力。中华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西方的国家认同主要是宗教认同、民族认同，而中华民族的认同是文明认同，这有本质的区别。从理论上来讲，任何宗教要在中国社会正常生存发展，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从思想意识角度看，要处理好中华文化的普遍性与宗教文化的特殊性的关系，让宗教适应中国主流文化，做到中华化；另一个是从行为活动角度看，要处理好宗教信仰的出世性与社会生活的世俗性的关系，让宗教适应当地社会、融入当地社会，做到本地化。这就是宗教中国化的理论逻辑，任何宗教无一例外。

二是在价值逻辑中理解宗教中国化的先进性。从大历史观看，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都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规律，中国社会发展也不例外。近代以来，长期积贫积弱的历史深刻影响了国人对中华文明的看法，严重缺乏文化自信，中国文化的现代转换，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通常被理解为更好地向西方文化看齐。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宗教特别是外来宗教不同程度存在着“去中国化”的现象，往往以西方宗教为圭臬，把西方标准内化为自我选择，凡是符合西方标准的就是对的，否则就是不对的。因此，宗教中国化，在价值观上体现的是对中国发展进步的认同与追求，反映了对中华文化的自觉与自信，顺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要求，是中华民族精神由被动变为主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宗教是内在于社会而不是外在于社会，是动态的生长过程而不是静态的文物标本，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宗教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跟上时代步伐，才能得到健康传承。

三是在历史逻辑中理解宗教中国化的必然性。历史像一位伟大的雕塑师，用它沧桑的刻刀为我们雕刻出了前行的正确道路，我们只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大势，才能顺势而为，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在我国宗教发展历史上，无论土生土长的道教还是其他外来宗教，或快或慢都一直走在中国化的道路上，经历了漫长而显著的中国化过程。只是在大部分时间里，宗教中国化处在自然而然、自在自为、有实无名、渐变而不觉的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地提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这一重要思想，是对我国宗教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是对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特点的深刻洞察，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远见卓识与理论清醒、以大国领袖的历史自信与使命担当为新时代宗教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四是在实践逻辑中理解宗教中国化的必要性。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历史方位要求，必须将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作为宗教工作的主题主线。首先，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需要。宗教对信教群众的精神生活影响深远，只有实现了中国化的宗教，才能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凝聚政治共识，织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纽带。其次，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需要。实现民族复兴梦必须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都是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只有不断推进宗教中国化的广度和深度，才能有利于更好组织和引导信教群众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再次，这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需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和社会环境日益复杂严峻，而宗教是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来对我进行渗透破坏的重要工具，只有实现了中国化的宗教，才能倾心内向，充分激发信教群众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感情。最后，这是宗教健康传承的需要。我国各宗教都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都或多或少地阻碍各宗教的健康发展，如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天主教地下势力问题、伊斯兰教极端主义问题、基督教私设聚会点和非法组织问题等，只有实现了中国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达赖集团和境内外反华势力攻击诬蔑我国宗教中国化的方针政策，说宗教中国化是用政治控制宗教、搞党教，目的是淡化宗教信仰、改变宗教乃至消灭宗教等。针对这些诬蔑攻击，我们要针锋相对、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予以批驳，坚决反对用所谓的政治论、淡化论、灭绝论、汉化论的观点看待宗教中国化，推动宗教界和社会有关方面深化对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正确认识，形成牢固共识。中国宗教的画卷当然要画在中国的画板上，中国宗教的故事必须要用中国特色的话语讲述，中国的宗教文化自然也只能生长在中国文化的基因上、行走在中国文化的脉络中。

第二个问题：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时代意义

藏传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一种观点认为，藏传佛教早已是中国的宗教了，没有必要再提中国化。一般来说，这属于思想认识问题。而达赖集团和境外反华势力却别有用心，诬蔑我们推动藏传佛教中国化，是要汉化宗教，用汉族文化同化藏传佛教，用汉传佛教取而代之，以消除藏传佛教特性、消灭藏族文化，削弱西藏民族特质等。为此，充分说明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的现实必要性和合理合法性，既是统一广大藏传佛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思想认识的需要，也有利于揭批达赖集团和敌对势力的攻击诬蔑。可以从“五化”的角度理解藏传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时代意义。

一是中华化。由于受独特的历史传统和地理环境等的影响，藏传佛教民族文化色彩浓厚，这被达赖集团和境外反华势力利用，他们打着宗教旗号、利用宗教影响，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危害国家安全。通过藏传佛教中国化，更好传承和弘扬藏传佛教优秀文化，浸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效遏制达赖集团将藏传佛教引向逆中国化、“去中国化”的企图。要坚决防止藏传佛教沦为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危害国家、分裂民族、扰乱社会的工具和牺牲品。

二是时代化。由于各种原因，藏传佛教与我国其他宗教相比，发展阶段相对滞后，一些宗教界人士的思想意识、不少寺庙管理模式和学修方式等过于保守，不愿接受新信息新思想新理念，跟不上时代步伐，影响藏传佛教健康发展，也妨碍了藏传佛教更好地适应社会。通过坚持中国化方向，充实时代内涵、赋予现代理念，引导藏传佛教自觉契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示新形象、彰显新气象。

三是社会化。宗教是社会大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产生于社会、生长于社会，就必须顺应社会、服务社会、履行社会责任。藏传佛教社会化程度不高，有些藏传佛教寺庙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脱节，成为社会的孤岛，缺乏社会责任感，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建设、服务社会公益方面做得不够好。通过藏传佛教中国化，将宗教事务作为普通社会事务，纳入社会规范，持续增强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巩固“五个认同”，引领、促使藏传佛教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抑制消极作用。

四是个人化。受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政教合一制度的影响和达赖集团的蓄意渗透利用，藏传佛教在一定程度上被迫卷入政治旋涡，成为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我国的重要工具。如任凭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必然会越来越远地背离宗教的初心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实质，严重损害藏传佛教的切身利益和社会形象。通过藏传佛教中国化，逐步构建适应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符合宗教初心特性的教义思想体系、教规礼仪体系、行为活动体系，真正使藏传佛教信仰成为信教群众个人的私事，不以宗教名义划线、分派，干预司法、行政、教育和社会事务，使藏传佛教彻底摆脱达赖集团和境外敌对势力的操弄、绑架和利用。

五是和谐化。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就是要处理好涉及宗教的五个方面关系，即党和政府与宗教、社会与宗教、国内不同宗教、我国宗教与外国宗教、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的关系，使藏传佛教与社会其他方面形成共生、协同、适应的良好关系。而藏传佛教在处理这些关系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多元包容、求同存异、和谐共处的优良传统，在藏传佛教界开展促进民族团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觉、妥善处理好涉及有关方面的关系，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与各族人民一道同心同向、同心同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总的来说，藏传佛教对西藏社会的影响深远，宗教领域也是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搞民族分裂、同我们争夺人心的重点，正确处理好藏传佛教问题，直接关系到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使藏传佛教成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宗教，目的是从根本上解决藏传佛教领域存在的爱国与分裂、进步与倒退的问题，从而更好地为解决西藏社会存在的三方面矛盾（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特殊矛盾——西藏各族人民同以达赖集团为代表的分裂势力之间的矛盾；普遍矛盾——藏传佛教信仰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矛盾）作出积极贡献。归根到底，衡量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标准，就是要有利于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有利于增进“五个认同”、有利于团结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有利于藏传佛教健康传承、有利于减轻信教群众负担。

第三个问题：推动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着眼点和着力点

有些人认识到推动藏传佛教中国化很重要，也有很大的积极性，但感到抓不住头绪、不得要领，不知从何处下手，没有具体的工作思路和计划，重视往往只停留在字面上、口头上，想法落不了地，看不到实际效果，久而久之必然会影响工作积极性。究竟该如何切实有效地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呢？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应当从政治、社会、文化三个方面推进和衡量，也就是要求藏传佛教在政治上认同、社会上适应、文化上融合。这一观点抓住了宗教中国化的要点，有助于科学把握中国化的内涵，明确中国化的主要方面。为了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可操作性，还可以从构成藏传佛教的主要要素的角度进一步细化中国化的内涵和要求。

第一，人是关键——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推动宗教中国化，宗教界是内因，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是最关键的能动因素。要加强藏传佛教协会自身建设，建设政治上可信、作风上民主、工作上高效的领导班子，支持他们在宗教内部事务中发挥作用。要着力优化宗教人才的层次和结构，既培养一支规模适当、质量过硬、梯次合理的基层教职人员队伍，也培养一些高水平的大德高僧。具体来说，推动藏传佛教中国化，要求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提高五个方面的素质。一是政治素质。要推动宗教界深化对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方针政策的正确认识，激发宗教界的内生动力。要加强对宗教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和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切实增进“五个认同”，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宗教观，积极探索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途径。二是法律素质。要在宗教界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切实增强法治意识，做到尊法学法懂法守法，尤其要把宗教政策法规作为全民普法工作重要内容，树牢国大于教、国法大于教规、教民首先是公民的普遍认知。三是文化素质。要加强对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代表的培训，大力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寺庙活动，办好佛教院校，持续提倡宗教界人士加强学习、注重宗教修为，营造浓郁的学习氛围。要培养一批精通经典教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层次“双通”人才，挑起引领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大梁。四是人文素质。要支持引导宗教界加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全面从严治教。要提高宗教界人士的道德修养，加强对宗教教职人员的管理和约束，把好入口关，严肃惩处违规人员，形成“一处犯戒、处处受限”的教内惩戒机制。要引导信教群众讲大局、讲法治、讲科学、讲爱心，更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既做好信徒又做好公民。

第二，思想是核心——宗教教义思想。宗教更多表现为一种思想意识和精神现象，因此，教义思想中国化才是最根本的中国化。我国是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文明古国，我国宗教应该同我国文化和国情特点相融合，不能把西方价值观作为衡量我国宗教的标准。要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支持藏传佛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要重点支持藏传佛教界运用中国话语概念、中国表达方式阐释教义思想，组织专门力量潜心研究，对藏传佛教卷帙浩繁的典籍选优择重、去粗取精、推陈出新，做好选编、注释和翻译等工作，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步构建现代教义思想体系，并用广大信教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深讲透，加大宗教思想建设成果转化和运用。要改革传统学经制度，从形式到内容充分体现时代要求、融入现代理念。

第三，制度是保障——宗教教规戒律和法律法规。要指导藏传佛教界调整和改革宗教制度，完善藏传佛教协会体制机制，支持寺庙引入现代管理理念和先进管理制度，实现民主管理和依法管理有机结合。要按照符合法律规范、国法大于教规、遵守社会道德和公序良俗的原则，不断完善藏传佛教界内部规章制度，增强制度的严肃性、针对性、可操作性，自觉革除不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陈规陋习。要推动和监督宗教团体和寺庙强化制度执行，保障制度落到实处。要针对当前宗教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和妨碍宗教中国化的突出问题，及时把党中央关于宗教工作的决策部署和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工作措施，依照法定程序适时入法入规。要抓紧完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确保法制统一。

第四，文化是基础——宗教礼仪文化。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中华文化始终是西藏各民族的情感纽带、心灵归属。藏传佛教礼仪内容丰富、形式繁杂，蕴含着藏族优秀文化基因，但一些礼仪跟不上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有些礼仪和活动干扰社会事务，有些给信教群众带来过重负担，有些过度强调和宣扬神秘性，有些推崇无条件的上师崇拜，影响西藏社会文明进步和信教群众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也不利于藏传佛教健康传承。要在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中广泛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鼓励、引导、支持宗教界与时俱进地革新传统宗教礼仪，构建藏传佛教的新文化、塑造藏传佛教的新形态。 

第四个问题：促进藏传佛教中国化应当坚持的原则

推动藏传佛教中国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必须坚持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加强统筹，避免顾此失彼，防止把整体目标任务简单一分了之，防止政策执行一刀切。“致广大而尽精微”。越是系统、长远工作，越要保持正确的工作大方向，明确重点任务，运用适当战略，把控好细节，做到谋划时统揽大局、操作中细致精当。要坚持导的理念，周密考虑、系统治理，精心组织、分类指导，慎重稳进、行稳致远。

一是既要有软引导又要有硬规范。这事关科学统筹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举措问题。藏传佛教中国化，既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既重在思想教育、文化引领、政策指导、研究阐释、规划指引、经验积累、典型示范，又要注重法律规范、制度约束、管理规制、以戒为师、解决问题。前者是软引导，为中国化开辟道路、创造条件、营造氛围、培养人才、锻炼队伍；后者是硬规范，为中国化提供保障、固化成果、扫清障碍。只有软硬结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藏传佛教中国化才能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二是既要立足当前又要着眼长远。这事关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工作策略和方式方法问题，实质上也是量变与质变、目标导向与过程导向的辩证关系问题。藏传佛教中国化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实事求是、遵循规律，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既要做好长期准备和战略谋划，又要有当下计划和具体作为。不能将长期战略问题进行短期化操作、碎片化实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也不能将长期战略搞得大而无当、中看不中用，原则抽象、无从下手。同时，要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不治本藏传佛教中国化就不会有实质进展，治标为治本创造条件、争取时间。

三是既要有等不得的紧迫感又要有急不得的战略定力。这事关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工作态度和精神状态问题。宗教工作重要而紧迫、等不得，宗教问题长期而复杂、急不得。藏传佛教中国化自然也要遵循这一原则，既要积极主动，增强历史使命感，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把问题解决在当下，不留下后患，防止因问题的存在而影响中国化进程，又要保持战略定力，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防止时紧时松、时严时宽，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

四是既要注意发挥外因作用更要发挥内因作用。这事关藏传佛教中国化动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政干部队伍、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队伍，是做好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的重要力量。”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离不开这三支队伍。其中，党政干部队伍是引导、指导力量，宗教学研究队伍是辅助、支持力量，这是外因，是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必要条件。党政干部队伍要坚持导的理念，掌握科学的方式方法，加强领导、指导，为宗教界指明方向，提供保障。宗教学研究队伍要发挥专家学者的智力支撑作用，加强对藏传佛教中国化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及时提供学术支撑，引导社会舆论。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是中国化任务主要承担者和工作力量，是内因，是决定藏传佛教中国化成败的关键，要激发宗教界的内生动力，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之成为其自觉自愿、自主能动的行为。